话说华亭建县于唐天宝十载之“载”

程志强

松江的前身华亭县，建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何以“天宝”纪年舍“年”而用“载”？为何从秦汉以迄清末，只有从唐天宝三年（744）改“年”为“载”到至德三载（758）这14年间纪年用“载”？

这首先要从古代的纪年方法讲起。

先秦时代，用以纪年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即载、岁、祀、年。相传成书于汉代的《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是唐尧、虞舜的合称，是上古最伟大的圣王。今人统计《尚书》中出现的纪年方法，《虞书》用“载”7次，用“岁”2次；《周书》用“年”23次，用“岁”5次，用“祀”2次，证明《尔雅》的说法基本可信。

事实上，从秦汉到唐朝前期历代纪年都已用“年”而舍弃了其他用法。直到唐天宝三年正月初一，玄宗下令改“年”为“载”，才出现了这样一个14年纪年用“载”的小插曲。

为何要这样改？玄宗有《改天宝三年为载制》予以说明：“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意思是说，我研究了历代典籍，详细考察了古代的制度，只有唐尧、虞舜的时代最可称道，因此我们要用他们的纪年方式，来符合推行新政的理想。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我的丰功伟绩只有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可以媲美，只有用他们的纪年方式才能相称。

年号一直是历代帝王表达政治方针，宣扬王朝威德，寄托统治愿望的重要符号。从汉武帝始用年号到唐朝初年，出现从一帝多号逐渐向一帝一号转变的趋势，如汉武帝在位54年共用11个年号，晋惠帝在位仅16年也用了10个年号。这种情况到了唐朝初年逐渐得到简化，如唐高祖在位8年，只用了1个年号“武德”；唐太宗在位23年，只用了一个年号“贞观”。但是到了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更改年号之风愈演愈烈：高宗在位35年共用年号14个，武则天在位21年竟用年号18个。除了频繁更改年号，武则天还始创了四字年号“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武则天之后，政治渐趋稳定，频更年号之风稍息。

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不务虚文，大唐国力达到鼎盛。“开元”年号一用就是整整29年，与太宗“贞观”年号前后相映，并称盛世。然而，他骄傲自满的情绪也不断滋生上涨。开元三十年（742）新春伊始，他下诏大赦天下，宣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在此后的两年中纪年仍用“年”字，称为天宝元年、天宝二年。到天宝三年，他可能觉得改年号已经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只有改“年”为“载”，自比尧舜，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

唐末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天宝元年，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其后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考虑到唐朝社会和玄宗本人对道教的推崇，这个说法也非毫无道理。所谓“天宝千载”的灵符，也应该是在皇帝鼓励下的创作。官方诏书和民间记载，都透露出“改年为载”的背后，是唐玄宗目空前人、志得意满的心态。

然而，这个改变并未给唐玄宗和大唐王朝带来好运。仅仅十一年之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肃宗即位，改元至德，仍用“载”。直到至德三载（758）二月，肃宗在收复两京、政局稍稳的情况下，改年号为“乾元”，以当年为乾元元年，不再用“载”。至于改回来的理由，未见史载。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肃宗在总结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段历史时，一定想到玄宗舍“年”用“载”，不仅没有出现唐虞盛世，反而几乎遭遇亡国之灾。天宝三载，不是盛世新的起点，而是王朝灾难的起点和中衰的转折点。又“乾元”二字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指上天滋养万物的恩德，含“天子大德，一元复始”之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肃宗希望用新的年号和复“载”为“年”来表达对于更新朝政，中兴大唐的愿望。

此后，历代王朝虽屡有年号更迭再无“载”者。而从玄宗舍“年”用“载”到肃宗复“载”为“年”，隐藏着大唐王朝由全盛走向衰落的一段痛史，也成为不大为人关注的秘密。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华亭县建县之时，正是在大唐由盛而衰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