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雪斋中小学生

金 康

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以“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按照班固的分类，“六书”和“六体”都属于“小学”。《艺文志》还记载了有关“小学”的规矩，“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著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此法古来不易。蒙元时期，仕途必须从吏员开始，“凡子弟有志仕禄者，苟非藉世胄之资，其不由刀笔发身，则不能达”。而吏员的选拔标准，至元廿六年（1289）行御史台规定为“行遣熟闲，语言辩利，通习条法，晓解儒书，算数精明，字画端正”。各路司吏的考试，亦“委本路长官参佐同儒学教授立题考试，择行移有法、算数无差、字画谨严、言语辩利，能通《诗》《书》《论》《孟》科一经者，为中程式”。可见，是否精通“小学”，是元代庶民进入职官序列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

而元初的小学书体，则推崇颜体。如许衡两次担任国子祭酒，“教诸生习字，必以颜鲁公为法”。元贞元年（1295）江南行御史台规定“诸生所习字，合用唐颜尚书字样，写大小两样”。至元壬辰（1292）江浙行省绍兴路《重定学式》：“廉访分司复设养蒙斋于东庑，俾儒士及民之俊秀八岁以上入小学。……书用颜字为准。”王恽认为颜真卿的书艺，“上则窥三苍之余烈，中则造二王之微妙，下则极古今书法之变，复济之以文章气节之美，故后人作之，终莫能及”。对于当时“二王乃真行之祖，曷若即（颜鲁公）而为法乎”的质疑，王恽作答：“孔子，吾徒之愿学也，然升堂入室，固当有序，若即此而求临池之妙，则思过半矣”。

但赵孟頫于此，早就持不同观点。如至元廿六年（1289），赵氏初仕大都第三年，其致信王芝，称“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宜“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由于赵孟頫当时的社会影响还很有限，所以上述关于书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赵利光《论欧阳询、虞世南楷书在元代的复兴》说：“直至英宗朝（1320—1323）后，大批赵氏师友、弟子等南方文士进入国子监，赵魏公引领的崇尚‘二王’之风，才得以在大都全面展开，成为国子监习字教育主流风尚”，改变了蒙元初年以颜体为尚的风气。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相关条文，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化，如“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即赵孟頫）所展千文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论。待他年有余力，自为充广可也”。智永是“二王”书艺在南朝、隋朝的传人，由此可见赵孟頫推崇“二王”书艺的观念，已经深入影响到民间了。此后，国子监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颁布到郡邑校官，“为学者式”，这就从官方角度予以认可。

元代舍弃南宋以来效法颜体的风尚之后，除了直接取法“二王”，还有取法欧阳询、虞世南的，如元文宗、顺帝时，欧阳询楷法备受推崇。至正十五年（1355）由杨维桢撰文、周伯琦篆额的《长洲县重修学宫记》，就是由危素集欧楷而成。其实也是想从唐上溯至东晋，反映了元代书坛在传承创新之路上的异中求同。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行书《千字文》卷，有黄公望所书七绝跋尾：“经进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黄公望稽首谨题，至正七年（1347）夏五月，书于龙德通仙宫松声楼，时年七十九”。有学者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黄公望与赵氏有师承关系，也有现实中的交谊，且极仰慕赵孟頫，故称愿作松雪斋中小学生。”现在根据前文所述元代书风变化，就不难判断“松雪斋中小学生”，其实是称誉赵孟頫于蒙元书艺别开生面、有提领之功，这是一个有地点状语的主谓句式，而非定语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