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董其昌之名“其昌”

程志强

“其昌”二字，最早出于《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意思是“应该灭亡的诸侯就加速其灭亡，应该保存的诸侯就帮助其巩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昌盛”。这是商朝的大臣仲虺向商汤王进言，称颂他灭夏的功绩。“其昌”，还出现在《尚书·周书·洪范》，“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意思是“一个人有能力有作为，就可以进用他们，你的国家就会昌盛”。这是箕子向灭商的周武王讲述治国安邦之道。

董其昌之名“其昌”，更大可能源自成语“五世其昌”。

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太子御寇被杀，公子完逃到齐国。他受到齐桓公的重用，以田为氏而称田完。齐国大夫懿仲打算把女儿嫁给田完，他的妻子占卜的结果是：“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意思是：很吉利。两人的婚姻可以比作凤与凰比翼而飞，鸣声相和很嘹亮。他们的后代（陈国国君姓妫），将要在姜姓之国繁衍生息。五代之后要繁荣昌盛，与正卿并立朝班。八世之后，地位无人可及。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个预言：田完娶了懿仲之女，他们的后代果然在齐国发展壮大，最终历经十世286年，现了“田氏代齐”，即取代了姜姓而成为齐国的国君。

我们再看看董氏家族的历史。

董氏家族先世随宋室南渡定居松江，可考的先祖追溯到宋元之交的董官一。董官一生董仲庄，董仲庄生董思贤、董思忠。董思贤入赘车墩江氏，思贤早逝，其子琳依其姨父而改姓钱。董思忠生董真、董正、董弘，董弘为董其昌高祖。

从天顺三年（1459）董真之子董纶中举，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董其昌出生不到百年间，董氏家族共考取五名进士、五名举人，其中董真之后几乎每一代都有人考中举人和进士，一共考取五名进士、四名举人；另一名举人来自董思贤五世孙志学，嘉靖十九年（1540）他与董纶曾孙董充大同时考中举人，中举后复姓为董志学，可以说是明代版的“五世其昌”。至此，思贤、思忠兄弟后人始合谱，光宗耀祖，传为佳话。

董正之后虽然没有考中举人和进士，但有三人以国子监生身份进入仕途。与二位兄长相比，董弘这一支虽然也诗书传家，但在科举入仕上显然大为逊色。董弘生董华，即董其昌的曾祖父，考中生员。董华生董憟、董懽、董悌，其中董憟以国子监生入仕，董懽考中生员，董悌没有考取任何功名。也就是说在董弘的三个孙辈当中，又以董悌即董其昌祖父最弱。

董悌育有四子，其中三个儿子，即长子董校、次子董材、三子董汉儒（董其昌之父）都考中生员，似乎大有打破举人、进士零纪录的希望，然而三人的科举之路又都止步于此。

《董氏族谱》称董汉儒“屡试不售，而家益贫，以砚舌耕”，看来他考了很多次，都没有考中举人，而家境每况愈下，不得已只好以塾师为业，东奔西走，以求糊口。他家只有薄田二十亩，还时常受到基层小吏的敲诈勒索，因此被迫携子从原籍上海县马桥逃到华亭县姚家浜（今属小昆山镇），可见董氏虽然是松江望族和科举世家，但董其昌却是出生于寒素之门。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之下董汉儒面临的压力和被迫放弃科举的无奈。虽为儒生但“旁通卜筮之诸书”的他，很可能像当年齐国大夫懿仲之妻为女儿出嫁之事占卜一样，也为儿子占得了“五世其昌”的预言，他相信儿子可以像董志学那样实现家族命运的翻转。董其昌是独生子，董汉儒为他取名“其昌”，清晰地表达了他乃至董弘这一支对这个孩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厚望。

董汉儒对儿子的学习抓得很紧，几乎可以和今天“鸡娃”的父母一比。他晚上和儿子睡在一起，在床上还要口授诗书、温习功课。而董其昌也的确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少年时就赋诗语出惊人，年仅13岁就考中秀才，得到松江知府和提学官（主持一省学政的官员）的赏识，成为松江府公认的神童。

后来董其昌17岁时因为书法不如堂侄董传绪，而在松江府组织的考试中名列第二，深受刺激而发奋学习书法。当董其昌醉心书法，又由书入画，名声渐起，客人纷纷拿了笺扇求他的字画，这让一心期待儿子考取功名的董汉儒十分生气，他一见到就将这些笺扇撕得粉碎。董其昌不得不稍稍收敛，分出一部分精力研究科举，此后他在松江府和提学官组织的考试中总是位居第一。

可是，董其昌的科举之途并非一帆风顺，他三次参加乡试，34岁才考中举人，35岁考中进士，这时离他考中秀才已经整整22年过去了。更遗憾的是，对他寄予厚望的父母，都没有见到他蟾宫折桂，就已经去世了。董其昌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封妻荫子，追赠三代为尚书，真正实现了“五世其昌，并于正卿”的预言。董其昌不仅后来居上，成为董氏家族中的翘楚，而且跻身松江乃至全国一流望族之列。

董汉儒泉下有知，应该不仅为儿子的成就欣慰，也可以为自己“旁通卜筮之诸书”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