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这一“口”？

西 坡

上海题材成为书写者（包括编纂者）——不管本土的还是外省的——驰骋的热土、围猎的对象，因而切入的选题和参与的人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矩阵。

对此，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或说，上海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有魅力的城市使然。

那样的应对，未免太粗暴，又太虚无缥缈了。

有历史、有故事、有魅力，一定有所依傍。大家知道，清廷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有十多项条款，其中与上海有直接关系的是“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之前，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业已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相比之下，可知那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不重要。

以广州为例：开埠之前，清政府把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当作唯一贸易口岸。“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十三行”是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也是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我注意到开埠初期广州与上海进出口贸易量的一些数据，直至1852年，广州还是超过上海的。它们明确地告诉我们，其时广州的富庶繁荣，远超其他地区。

再看宁波：清康熙年间，宁波已设浙海关，关税由朝廷制定；早在17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要求宁波开埠；宁波开埠前夕，西方人普遍认为它将是五口通商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城市；开埠之后，踵武英国，美、法、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说明其时宁波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上海差。

还有，福州船政局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是近代中国，也是远东最大的船舶制造中心和基地。而影响巨大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不过是略早于福州船政局而已，其造船部门1905年才独立。相比之下，其时福州的工业基础和贸易地位，都在上海之上。

上海后来居上，靠什么呢？

形成上海进出口数量、经济体量碾压侪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在于：本来出口贸易的货物大多数来自苏浙、长江沿岸和福建而非广东，英国要求福建、江苏、浙江开埠，实质上要物流成本上解决一个很现实很根本的问题。而就地理位置上而言，上海成为苏浙闽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指出：“这个新口岸，比起广州旧口岸，一方面距太平洋岸和旧金山较近，另一方面距中国真正产丝区和产茶区也较近……”

除此，还有一个原因，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华人开放，从此华洋杂处。从中国人的一面看，他们可以近距离乃至零距离地学习、模仿西方人现代生活方式和营商技巧、规则和理念；从外国人的一面看，正如泰勒·丹涅特写到的那样，“……而且上海，作为一个外国社会来说，是一切从新的做起，没有广州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可以“呼吸到比较自由的空气，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各方面都比较安适。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个地方似乎特别称心如意……”

自然，“五口通商”后，上海在众多领域能够脱颖而出、一骑绝尘，应该还有众多理由的叠加。

有历史，有故事，有魅力，诚然没错，但它们往往出于后人对于前事回望的内心感受，实际上并不可靠。所以，更要紧的，还要看它们对现今人们的生活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多少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须知，影响力决定存在价值。在没有影响力的地方，所谓“有历史，有故事，有魅力”，对外人来说，几乎等于零。

上海，恰恰在“更要紧”的那段，占了便宜。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后起并领跑乃至成为标杆的国家、城邦、地区，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继续保持那种态势前提下，必然被历史书写者当作一种“现象级”的存在而加以关注，比如上海。

而“后来居上”“咸鱼翻身”“起死回生”之类“反主流”“逆袭”的励志案例，常常又是产生“有历史，有故事，有魅力”的温床，比如上海。

再说，人多必然事多，事多必然料多，这也是一个比较优势，比如上海。

从追求效率和效益的角度看，历史书写者对于纷繁复杂且对当下的社会运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影响力的陈年往事，予以优先关照是理所当然的，正好比外出旅游，先去远的地方还是先去近的地方，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不去……永远只跟自身具备的条件有关。

跟上海几乎同时开埠，历史积淀又比上海深厚的其他几“口”，书写者们之所以对其发生的兴趣明显小于对上海的兴趣，道理也许就在于此。

胡伟立先生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好名字——《上海下午茶》。“下午茶”意味着不是正餐，不需要正襟危坐、高头讲章，似乎更接近于轻松地聊天。我认为那是一种对上海题材感兴趣的读者表示友好的美妙方式。当然，午茶干掉晚餐的事儿经常会发生，我们只须当它是一次意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