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白蕉逸事考

□ 王迟磌

一、蒙学故里

1907年，白蕉出生于张堰镇一个世代从医的书香门第，其故乡文脉沿革千年，亦为全国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白蕉的祖父何朗甫、父亲何锡琛以医名闻达于世，受家学教化，白蕉少年时即爱好书画与古文诗词，曾于阁楼练字苦读。

白蕉本名何馥，此“馥”字，据笔者所查，有两种含义：一为浓郁的香气，二为射猎时箭镞发出的声音。他曾有一枚常用的闲章，曰“有何不可”，文字游戏的玩味以及潇洒自适的态度，暗恰白蕉爱兰嗜酒、侠肝义胆的传奇一生。

白蕉的父亲何锡琛求学医师侯六如、张谦甫雨门下，为医以细敬著；亦为南社创始人高天梅、姚石子的至交，曾绘制过“张堰镇地图”以为其时之镇志插页。因家学坚持“英才教育”，白蕉既接受过西式新学培养，童年时代亦在留溪老屋内汲取传统蒙学，眼界目及诗词歌赋、古文碑拓；少年时期在高、姚两家私塾内得到名师指点，“童子功”坚磐。

青年时期的白蕉受父亲影响，成为南社重要成员。“南社社友中著名书画家黄宾虹、‘江南三大儒’之一的高吹万（高天梅叔父——笔者按）、社会名流陈陶遗、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南社第二任主任姚石子等，都十分器重白蕉的才华气质，常有书信往返、诗词唱和，并多有指点提携。”（《说剑描兰——金山与南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小镇宁静祥和的生活氛围和华兹厚重的文化格调滋润了白蕉的性格内涵和为人处世。

幽隐于张堰镇尚书浜的“济庐”，为白蕉最常寓居的书斋，旁边便是他的祖居，那里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于旧居济庐之东半里许，拓地一弓，架屋三椽，曰‘留云轩’者（‘留云’一扁为何锡琛所书，其旁‘未济庐’一扁为高吹万所书，此屋曾借高吹万居住——笔者按），为我父劳其心力之余，乐其所好，养志之所也。轩之阴背老屋，东西数十步外皆墙，而其阳则修竹千竿。隙地可一二亩，我父治之，留竹二三丛，迁其余枝两丘之外，至于河。其内种石莳花，杂以老树细草，则宛然柯敬仲、管仲姬笔下之所自出也。”（白蕉《留云轩记》）父亲热爱花草的脾性深深地烙印在白蕉的心中，这宛如世外桃源的小花园，亦成为白蕉兰绘作品中的灵感来源。

白蕉曾在一幅兰花小品的题跋中回忆起父亲养花植兰的场景，解释自己画兰的“启蒙”，实际上就是起步于描摹老家白墙之上的兰影：“故庐微有老名种兰蕙，花时远近有观赏者来。我侍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自室还庭，不为劳也。一夜橅大王帖后，举目瞥见素壁花影，大动于中，顿尽研池墨瀋，它日遂为常课。此我儿时初学写兰也，漫识于此。”兰花自此成为白蕉笔下的“挚爱”，相伴一生。观其爱兰之心，从“其臭如兰”“养鼻先生”“天下第一懒（懒谐音兰）人”“懒汉”“幽思”等闲章中便可窥得一二。白蕉曾言：“我师造化。”“书画不必言派别，有笔墨处自然飞动。”其写兰之颖悟，从书法日课之余的“水墨游戏”，最后以“不出不入”的姿态不拘一格、自成一派，其成功不仅出自醍醐灌顶般的灵光一现，更多的则是来源于每天“仇纸恩墨废寝忘食”般的学习态度。不同于古人写兰“破凤眼”的工稳，取自大自然妙法的“白氏写兰”则更看重于“疏疏密密”。白蕉认为：“不疏不密，亦疏亦密，如何得法，非我不肯说法，古文家云：文无定法。”他最爱的小女儿亦是他笔下兰花的“评论家”：“阿翀年四岁，见余作画，辄急遽爬凳上，据桌一角，屏息旁睨，每曰：‘不像不像！’此幅亦经我阿翀鉴定，所谓不像者也。”他驳斥古人以情绪左右画兰竹的论调，认为画贵在天真烂漫：“元僧觉隐曰：‘我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此何必然，今我方大怒，花亦怒放。”（《云间画题甲集》）他提倡“文艺与师法、学力、识见、胸襟联系最密”，他笔下的兰蕙，如同他孤傲高洁的人品一般清芬自远。

二、白蕉的云间情结

松江自元明以来，便有书画家与文人间雅集的传统，如元四家的泖湖泛舟、明松江画派的饮茶赋诗等，皆为松江地区书画结社、交友的“鼻祖”。1946年9月9日，由松江本邑文化界名人发起的“茸光国艺社”在松江马路桥召开成立大会，旨在提倡国有艺术，发展地方福利事业。作为其时之松江名士，白蕉积极参与其中，为艺社题写“于茸有光”横幅并作七绝一首。白蕉的知己、《茸报》发行人沈瘦狂（松江西外长桥街茸报馆主编——笔者按）于当年时刊所撰的《白蕉浮白记》（1947年3月1日）中记述了一场雅集的情景：“白蕉上

次游此，张琢老暨韩氏昆仲，章振淦、潘子超、程潼诸人，曾设文酒之会于茸光社以相款。”“饮罢就茸光茶座，越三小时而继康等一行报到，遂继夜局，易白为黄，予无‘陈夹烧’之量，尽三瓯而止，白蕉醺然有酒意。哺啜既蕆，寄兴翰墨，程潼妇张金錡出素纸一束，白蕉扫败笔作老梅巨干、予点二花一蓓蕾，程潼补双钩竹，神韵俱绝。”此时的白蕉，正值不惑之年，是“少壮派”中的执牛耳者，与后学一辈亦有较多的提携与交往；而程十发作为一名美专刚毕业且养疴于乡的茅庐新人，刚刚出道，他积极参与当时由沈瘦狂、白蕉主持的艺社活动，不仅热衷“元老派”与“少壮派”的书画同人聚集会，同时亦作为票友，时常与艺社“曲艺组”瞿继康等人登台义演，助力文化复兴，交游颇多。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对于青年时期的程十发来讲，无疑未雨绸缪地影响到了他今后的绘画道路。

寓居松江，性格天真率性的白蕉拥有不少同乡的艺术知音。如金山区博物馆藏白蕉“行书自作诗七首”长卷，末录一诗：“‘刻划论才艺，云间得二高。费韩同大誉，予欲不操刀。并世精严少，遗篇什袭劳。少陵敦古谊，宁止式滔滔。’荀庐印法乳师门龙丁，与缶翁交，在师友之间，气息亦类，然正似其篆行，更自具面目。题韩子谷荀庐印存，应杜诗庭。”其中的松江“二高”便是费砚（龙丁）与韩子谷，“传吴氏（昌硕）学者，王贤字个簃，江苏海门人；费砚字龙丁，别署佛耶居士；各能略得一二”。（邓散木《篆刻学》）费砚之金石刊刀于印派林立的民国已具盛名；而出生医学世家的韩子谷，夫人钱氏为金山名门后裔，韩氏以松江第一栋西洋式别墅“韩三房”之佳话而家喻户晓，亦因书画收藏与“吴门”相识，悬壶之余，也好篆刻。费砚、韩子谷与白蕉同为松江名士，因诗画酒会而结为好友，是为美谈。又见白蕉短简一则：“酷热如焚，有所不堪，伏囗左右，呷皮靠街楼，吟唱自乐如故耳。小稿一二则奉去，弟三五日后去申过松，或将在韩先生所，当图畅叙。此间芦粟大好，弟日尽二三十根，惜不得与兄共之，转念公又无罪耳，一笑。此状：瘦狂兄长先生，弟复翁顿首。”（《茸报》1946年9月3日）记述白蕉与韩氏一门的日常交往，与三五好友共同品尝时令美食、“当图畅叙”，亦为人生一乐也；《茸报》也曾报道过韩子谷长子韩熙（价藩）1947年在松江举办的个人画展：“韩价藩个展有赠、并示朱念孝、潘子超、程十发、章振淦、汤义方诸子。”白蕉贺诗捧场：“未识韩侯面，先读韩侯画。洗眼看姓名，问年尤骇怪。（略）”韩价藩为韩子谷长子，亦承家学，在书画鉴藏、绘画等领域皆有影响。

“云深处”为白蕉别署，他常以“云深处”作为书法作品题跋、落款中的称谓，较多用于云间诗画旧题，似有大隐隐于“云间深处”的意味。白蕉尝言：“洙泾（即朱泾，现属金山区——笔者按）陈幹老书法秀绝一时，写兰腴润多风姿，近年手震多病，求者难得矣。去年正七十，予有寄怀诗三绝，录其二：‘眼看世事几乘除，大隐朱溪早结庐。共道留侯如处女，何年已读太公书？’‘我邦之妙应非夸，北海河南共一家。别有骚情陈古白，云深南浦写湘花。’幹老沉静寡言笑，素有小姑娘之称，故首绝及之。又曾摹张得天‘云深处’扁，自为斋额，尝与予论其书势之妙。”（白蕉《四山一研斋随笔》）此“云深处”之寓意大好，经白蕉之“挪用”，后延为客居松江时的“笔名”。如《茸报》时有刊发其“云深处杂诗”系列连载，其中既有觞咏寄怀的温情，也有针砭时弊的辛辣、更有效仿魏晋名流的风度。如抗战时期，为表抗日决心，作《拟古侠别》一首：“今日此天地，何人起霸图。干戈争短隙，零落笑封胡。昔下杨朱泪，空期楚幕乌。我言初已尽，未肯便为奴。”大有壮士远征的快意恩仇（此诗亦抄录于画家黄达聪的旧藏书法诗轴中——笔者按）；如为追念与自己一同创办浦南中学的老校长方冲之所作的祭奠诗：“辛苦多君白尽头，追随敢说踵前修。百年作计非荒语，十六万人仰远猷。”（《茸报》1947年5月7日）则多了几许伯牙碎琴的欷歔叹别；如亦刊载于《茸报》上的《题写兰寄朱念孝》一阕：“遗情笑人空头话，适意闲凭曲肱眠。今日酒醒图一幅，恨他郑赵是前贤。”字里行间流露着笑看古人、睥睨一切的真率之情，可见名士气概。

白蕉于一幅“兰竹图”上题跋：“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此荆公语也，并题应大郎诗家属为景源先生清赏，复翁又题。时己丑五月十六日，时连宵如腊月廿四夜，远近巨响不绝。海上云深处酒开瓮。”1949年5月16日正值解放上海战役的关键时刻，上海战事激烈。而“云深处”的“开瓮”则预示着美好时代的即将到来，白蕉的拳拳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白蕉以云间人士自居，对松江历史熟稔于心。其昔年曾居海上红楼一隅，时应沈瘦狂之约稿，散录笔记为征文，于《松江鲈鱼托古之非》一篇中，考据了“松江地域”的由来：“今松江之得名，殆以邻松江故，古松江，昔人考证有数说，要以今吴淞江至笠泽一带，为近是。庾仲初《扬都赋》注云：‘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云：‘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经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图经》云：‘松江东泻海，曰沪渎，亦曰沪海，今青龙镇旁有沪渎是也，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此所谓沪渎沪海，即今上海地也。’”白蕉别号“云间”“云间居士”“云间下士”，自觉浸染、传承正统而古老的松江书画文脉沿革，他的常用印“云间之印”“东海生”“江南人”“江南白蕉”“吴国白蕉”“南方之疆”等亦可证。柳亚子曾见白蕉书画诗文，赞曰：“松江自古出人才。”

白蕉曾钩沉松江地域的方言源头，亦长期研究吴越古语中的文学内涵。“松金人每遇不称心事而烦躁，辄曰‘毒来’，此毒字用法，由来甚古，《后汉书·袁绍传》‘令人愤毒’，冯衍《显志赋》‘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又今俗言‘倒灶’，亦本《太玄》‘灶灭其火，惟家之祸’。”“又吴江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志作‘薄相’，实皆无可证，唯东坡有‘天公戏人皆薄相’之句。”（白蕉《白室漫记》）正如同沈瘦狂于《白蕉浮白记》的结尾，如“文眼”般的叙述：“（白蕉）趁头班车‘出鬆（松）’矣。”“出鬆”于松江方言中，有离开、出发之意，表戏谑、开玩笑的口吻。轻松之余，既有踏歌送别好友之依依不舍，又见好友之间的随性与熟络。一字谐音多用，其时代的文化学者们在训诂学的领域真可谓是“文字游戏大师”。

三、诗酒海上友

白蕉性嗜酒，又好交友，他任侠豪放，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举。如其1937年曾执教光华大学附中，组织“天风书画社”，参与徐悲鸿举办的义卖画展。他曾将好友徐悲鸿与南社元老黄宾虹比肩，认为两人是其时之艺坛扛鼎：“我友而师者艺苑有二贤，一忘年歙县黄宾虹，一宜兴徐悲鸿。余识悲鸿以亡友丹林。丹林为宜兴老诗人蒋师梅生（白蕉的诗词老师——笔者按）之公子，悲鸿则其爱婿也。识宾老则以悲鸿，皆有年矣。”（白蕉《艺苑二贤》）亦与好友邓散木共同举办“杯水书画展”，鬻画筹款为抗战募捐。白蕉这样描述与邓散木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白蕉摩挲金石，少好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下者当我。岁庚申，东阳吕梦蕉来，言次及粪翁，将行，申后约于市楼者坚，以之遂识粪翁……与粪翁既多相过从，瓮空殆十数，益知粪翁博学宏通，不特凌躐时辈，直使古人立于下风者。”（白蕉《愿为粪翁标榜者》）如其绝句《戏寄叔范兼示散木》：“惯招闲客有新题，开甕醇醪暴醃鸡，助爽索他天外骂，几曾唾齿醉如泥。”（《茸报》1948年2月15日）其中颇见惺惺惜惺惺，共谈艺术，举杯畅饮，相见恨晚，得以窥见“竹林七贤”“饮中八仙”的气度。与白蕉治印结交的还有叶潞渊，白蕉常用印中，近四分之一为叶氏操刀，如其1964年（甲辰）10月所刻的“求是斋”，为白蕉晚年非常重要的斋名章。字义源于白蕉在上海人文社做编辑时，政治家黄炎培为其题写的“求是斋”匾额，此“求是”内涵丰富，既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亦有对艺术真知的无畏求索，更有“实事求是”的人生信条。

白蕉嗜酒的豪情亦可见诸其笔端。如其醉后与好友们游戏为文的《醉乡侯赐漫郎敕》：“兹据天禅室若瓢国师称：该夜郎国人氏程漫郎，出言无状，妄冀非分，散布谣言，称酒来犯，等情据此，查该漫郎向隶本侯麾下，不见十年，未改狂奴故态，相逢一瞬，不尽触祭之情，文章材尽，挑衅及孤，本侯垂念南疆反侧（阿宽自粤来信云请海上诸友酒练练好），北土称雄（其三酒量大进），该漫郎虽属三等酒卒，而凌厉无前，军称生力，自宜养精蓄锐，共图报国，兹特进级二等，聊示羁縻，并着一等酒兵陈灵犀监护于寒食日，发往醴泉郡郡守酒尉粪翁所受训，痛饮三日，若其成绩优异，许其不次迁擢，一俟本侯出巡烟雨楼还，准予赐宴云深处，别调麹部尚书，施密司谘请四小姐侍酒，庶得尽兴尚其勉哉，四月二日敕。”白蕉自封为“醉乡候”，而其中的“国师”“三等酒卒”“一等酒兵”“醴泉郡郡守酒尉”“麹部尚书”等等，皆为以酒会艺的好友知己；这场邀请十年未见好友的宴会，在白蕉笔下，变得“肆无忌惮”，成为了一段如同“将进酒”般璀璨的“鸿门宴”。白蕉将最质朴的文人情愫寄情于杜康之中，一面仿效着他所追慕的魏晋风度，另一面则应和着“志在酒食”的座右铭。唯有喝酒，才能使他忘记现状，与古人神会。

四、白蕉的世俗观

白蕉爱憎分明，他对传统礼制的抗争如无声诗般入人心脾。一如他在《书法十讲》内谈到“选帖”时，似有调侃地把“选帖”比作“婚姻”：“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像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副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因为你方寸中一定要考虑一番：不错呀，轻浮而没有骨子的女子可以做老婆吗？不能干，如何持家呢？没有学问，语言无味，对牛弹琴，也是苦趣；是啊，不漂亮，又带不出门……啊哟！正好为难了。事实上在一夫一妻制度下，你又不能把柳、赵、欧、颜几位小姐一起娶过来做老婆的呀！那么，我告诉你吧，不要听媒人的话，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妥当，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有主意，凡是健康、德性、才干、学问、品貌都应注意，自己去观察之外，还得在熟悉她们的交游中做些侧面访问工作。如此，你既然找到了对象，发生了好感，就赶快订婚，就应该死心塌地去相爱，切莫三心二意，朝秦暮楚。”据其夫人金学仪回忆，1923年白蕉入上海海澜英语专修学校及上海政法大学求学时曾热恋过一位女同学，因未及门当户对而遭到家长的反对，初恋的结局是女同学送给白蕉一朵白色的美人蕉以示纯洁的友谊，白蕉则从此以之为名。按白蕉的老同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许宝驯所回忆，其时因戴着“右派”的帽子，白蕉对此名的解释就相对低调许多，“他说他老家有一棵白蕉，因名。但或言，可能另有所寄”。又见白蕉与好友谈及作诗，也曾言：“我的习作，于一九二八年曾出版一册《白蕉》，现在看起来实在幼稚得很。其中只有二三首还值得保存。第二集《秘密》是没有出版，五年来已不写了。《秘密》里所收集的几乎都是情诗，我自己承认我的情思也比较好。有些人以李后主、温飞卿的词来比拟，这在我固然是‘不虞之誉’，不过我确并不以为一个人老是在爱情的小圈子里打跟斗为有出息的。”（《白蕉论诗》）白蕉的第一本新诗集便以《白蕉》为书题，颇为大胆，这是对在水一方的瑶思，还是对封建家长的叛逆，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抛弃姓氏在当时的环境下，亦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白蕉”二字，正如同他在自己28岁时的照片背面写下的一行字：“未来的行政院长”一般，拥有着太多的风流与传奇。沈尹默称“白蕉素有狂士之名”，认为“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沈尹默往来书札》）“狂”非贬义，而是一种敬佩。在白蕉短短的一甲子人生中，得意与失落并肩，如同他写兰亦写荆棘的无奈。笔者曾见资料中，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一次笔会中的一件合作册页，时年五十岁的白蕉画兰、三十五岁的程十发画车前草一段，花蕊含笑，草叶葳蕤。这是名士与新星之间的唱和，还是忆及松江文会时的呼应？两者相结合竟能牵动起若干茸城旧闻，使人唏嘘。“写此兰竟，复种荆棘二根。夫人咄曰：‘此地亦有荆棘耶？’余笑曰：‘何处无之！’”“孤芳幽谷”的白蕉，亦于晚年感慨“寂寞惆怅”。当“几寸管，数滴墨，伴我寂寞”成为白蕉窗下自娱的人生写照时，我们也许能在古乐府词律“莫踏蟑螂如泥，待我携瓶来，明日喂黄鸡，蟑螂蟑螂不能飞”的笔调中，读出些许“黄耳传书”的味道。正如白蕉所言：“只要国家强大，民族兴旺，我愿做一块承载历史车轮的铺路石。”

（作者为程十发艺术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