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戏与循蹈——俞樾书学思想再论

□ 顾文俊

内容摘要：

俞樾作为清末著名的经学巨儒，在当时文坛影响力极大，而这位学人丰硕的书学理论后人少有关注。本文从俞樾著述和墨迹作品入手，对俞樾的书法特征和学书理念进行归纳总结，从其作书所倡的自然观、人格与书名的关系、作字的态度等入手，力求厘清俞樾书作和书论背后蕴涵的书学思想，为我们了解学者型书家的学书思维的构成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俞樾 书学思想 自然 人格 墨戏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作为清末文坛巨儒，俞氏对传统儒、释、道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且留下了大量著作，其范围涵盖政治、文学、经学、史学、艺术等。

曾国藩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曲园拼命著书”。惜在俞樾百余卷的文字中，几乎没有学书历程的记述，他对书法的认识和定位，亦少有谈论，更无系统性的总结。那么俞樾作为清末经学领袖，他的学书有哪些核心理念和技巧？他如何看待书法以及如何定位书法的社会功能？这些问题则有待学者作进一步研究。故本文试从俞氏的著述和作品入手，如《俞樾全集》《笃斋藏俞樾手记三种》《俞曲园藏诗笺手札》《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等，通过梳理俞樾对自然、人格、墨戏的记述，从三个方面构建俞樾的书学形象，但限于学力，论文尚多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率尔涂鸦见自然

俞樾书法有着比较明显的个人风貌，尤其是隶书，用笔拙朴，点画遒实，整体气息端严方正，这与俞氏注经治学的“学究”形象极为相近。然随着近年俞樾书作的出版，观者可从中品读出那些自然生发的笔墨情思，尤其是俞樾中、晚年的作品。方正朴厚的篆隶经常参以灵动的行书用笔，行草信札亦富有内敛浑然的篆籀气质，这些作品均在端严的书风中透露出作者自然、放松的书写状态，故俞樾称之为“率尔涂鸦”。此种状态并非俞氏对书法的轻蔑，而是其独特的书学观，如他在《茶香室丛抄》中记：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张彦远言，昔嵇叔夜自书《绝交书》数纸，人以右军数帖来易。惜不与之。则叔夜书唐世尚有之。按，此知叔夜书亦妙绝也。张怀瓘《书断》称嵇康善书，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足见其书品甚高矣。（《嵇叔夜书》）

俞樾在此首先认可了嵇康书艺，随后其引张怀瓘《书断》言，认为嵇康善书的根本原因在其“书品”，而展现其“书品甚高”的手段是“得之自然”，并且要“意不在乎笔墨”。当然，此处的“意”可解释为书者的主观意愿，即善书者在创作时，应不苛求作品最终的笔墨效果，要追求自然书写，顺应笔墨生发。

从现存大量的俞樾书法来看，其隶书风格一生变化都比较小，这与俞氏早年坚持用隶作札有关。作为文字和考据学家，俞樾将隶体用于日常，有着多方面的考虑。最直观的一种可能是，篆书因其字体古老，结构圆转，辨识起来难度颇高，故书札、著作若纯以篆体而书，无形中为读者设置了不小的阅读门槛，容易致人不识或误解字义，即如江声吩咐仆人买药之例中出现的窘况一样。隶书却不然，随着清末碑学的兴盛，世人对隶法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以隶为体不但可以彰显古意，而且也符合俞樾以训诂为能的学者身份。此外，隶书的构造以横竖直线为主，与楷书较为相近，故识别度较高。在书写的过程中，俞氏并没有把作品打造成“八分汉隶”的扁平样式，而是以自然、率真的状态创作，将楷体、行意和篆笔相互杂糅并融入隶札，形成了“似是而非”的艺术美感。这种方正、稚拙，笔意不乏灵动轻松的书札，面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楷书信札中出现的多个隶字，或楷隶字参杂，如《俞樾致如山手札》（上海博物馆藏）。其次是篆隶书杂糅，俞樾在书写隶书信札时，将一些文字参以篆书之形，并隶书为之，如《俞樾致吴云手札之三》（上海博物馆藏）。三是多种书体的杂糅，楷、隶、篆、行、草书皆有出现的手札特色，如《俞樾致应宝时手札之四》《俞樾致沈树镛手札》（上海博物馆藏）。（图1）

图 1

俞樾 隶书《致应宝时手札之四》（左）

《致沈树镛手札》（右）上海博物馆藏

俞樾一生的隶书风貌比较相近，结体端方，用笔迟涩，整体稳重之余亦含俏皮活泼的用笔。俞氏行书多见于晚年，格调在二王、颜鲁公之间，其用笔弱化了提按，突出线质，这类书作气质与俞樾的学者形象相符。但就事实而言，俞氏从未把书艺当成人生的第一要务，其主要精力始终都放在了著书立说上，故无论是俞樾的信札还是作品，皆充满了实用性的自我书写。此时，俞樾之作也并未将书风限于某家某派，“率尔应之”的创作状态才是其书写日常，这其实也从侧面导致了俞氏一生书风都较为稳定，但变化却略显不足。如作品“片石万华”（图2）和“晓树夜窗”（图3）七言联，两者字势均以方正为基，用笔在轻松自然的同时不乏浑然质朴，篆、隶、楷、行四种书风的结合有着浓厚的主观性和随机性，作品整体和谐自如，书写感强烈。

图 2

图 3

图2 俞樾隶书“片石万华”七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俞樾隶书“骚客翔风”八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自然”，俞樾也给出一个广泛的哲学论述，即从“道”和“艺”的层面，由上至下的，强调了“自然”在哲思、治世、作艺等方面的重要性。如《右仙台笔记》中：

余谓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况于人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皆有自然之节。圣人制为礼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节也。又推而言之，制为六书，以求合于自然之文；制为五声六律，以求合于自然之音。是故拘拘于偏旁点画，非知书者也；见担夫争道，可悟书法。沾沾于上工四尺，非知音者也……

俞樾从对道家的论述、圣人礼法，再到修炼谈艺，涵盖范围极广，最终结论是俞氏对“道法自然”的认可，并要运用老庄思想于具体事物。如“余谓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况于人乎？”在此，俞氏首先认为“道法自然”是“天”“人”的共同准则，是执行一切事物的标准，其将“圣人制为礼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节也”作为落实“道法自然”的具体手段，那么“六书”“六律”便更要依附于这个道理。所以俞樾构造的学书路径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过程，是一个在解决形而上问题后的笔墨运用，绝非简单的临古。

二、人格胜书名

作为学者，俞樾对书学的关注与他人不同，例如对古代较“冷门”书家的品评，他多从宏观角度切入，一般先评其人而后说其书，如《茶香室丛抄》中的两段《古能书人不著名者》的记述：

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与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军者，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又云：邬彤“怀素之师”。按，《墨池琐录》卷二备载张天锡《草书韵会》所集诸家，刘聪、刘曜并列，则刘聪亦善草书也。又有卢循，有钟离权，盗贼、神仙皆列名文苑矣。

明杨慎《墨池琐录》云：古人多能书，如管幼安，人但知其清节，而不知其银钩之敏。原注：《茅山碑》云：刘曜，人但知其狞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原注：其书见《草书韵会》。

又云：曹蜍、李志与右军同时，书亦争衡，其人不足称耳。

标题《古能书人不著名者》可理解为，古代那些善书法但不著名望的书家，亦可解释为，古代善长书法者，不注重以书扬名。无论何种解释，均可得以下结论：一是俞樾对书法本身极为关注，否则其绝不会论述“不著书名”而能书者。例如王文秉、邬彤、刘聪、刘曜、卢循、钟离权。其二，俞樾对能书而不著书名者是相对肯定的，在他认为，书法本应是读书人的一项基本技能，无需过多着力，而若以书法“著名”，则不可取，此点俞氏虽未明确提出，但从文词和以下几种现象中，均可察俞樾对书法的“暧昧”态度。首先，他一方面称登门求字者太多，甚厌之，但同时又在孜孜不倦的为他人题字书跋（图4）。第二，他对晚年友人的书信，无论篇幅长短都尽力亲笔书之（图5），如其在回复瞿鸿禨的信札中称“今（视力）亦花矣，多写数字，逐至模糊。草草布达……”。其实，这种稍显矛盾的态度完全符合俞樾对书法社会功能的定位，即重视书写但不应以此著名。如清李祖年在《翰墨丛谭》中评：“德清俞曲园先生，为晚近来海内文学共所景仰，著作等身……而于书画则未尝持论，盖画为平生所不讲求，而书法则本以词林见重，罢黜后则专事篆隶，所书对联，则非篆非隶，独成一家……曲园先生文名盖世，寿几九十，至载入国史文学传，凡有文士无不以列于门墙为荣”。此点便从侧面印证了俞樾虽“能书”，但以文传世，不著书法之名的事实。

图 4

俞樾 隶书题顾沄《怡园图》册卷首 南京博物院藏

图 5

俞樾 行书“致瞿鸿禨信札”（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俞氏对于“能书人不著名者”的态度有两类，一者对蛰居的君子隐士，如管幼安，其称“清节”，俞樾对他是赞许的。二者是品行有缺憾之人，如刘曜、曹蜍、李志，俞氏称“书亦争衡，其人不足称耳。”明确地给予了否定。由此可得，俞樾进一步把“能书人”的“人品”放在了书法品评的首位，其引古人文献对王安石书作进行品评：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禀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

在此，俞樾首先认同古人的观点，即人与书的关系是相互统一，相互印证的。正如司马光与王安石，前者著书严谨且学识广博，用时十九年写成294卷《资治通鉴》，故书法“方整”，未有一丝懈怠。后者虽编著修改《周礼新义》，但因其“笔迹如斜风细雨”，而使观者联想到王安石的为人，所以俞樾给出了否定。俞氏这种“以人论书”的思想其实是传统社会书法礼教功能的展现，书以人贵，品格中正的良臣之作，多半会得到社会的赞许和流传。

在俞樾人格胜书名的思维方式下，隐藏着“字从胸中流”的更深层次含义，俞氏在苏东坡大字小字的关系中，进一步提出书家人品背后心性修养的重要性。如《茶香室丛抄》中的《东坡写字法》记：

宋费衮《梁溪漫志》云：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东坡教之学书云，“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余谓此法诚妙，然岂独写字然乎？

此段记述了苏轼书写大字的方法，但文辞与同一时期的黄山谷的《论书》不同。在黄氏的引述中，苏轼从书法的技法层面简述了大字和小字的书写要领及难点，随后列举了书法作品实例，满足“小字宽绰而有余者”，如《东方朔画像赞》《乐毅论》《兰亭禊事诗叙》、科斗文字等。符合大字密而无间者，有焦山崩崖《瘗鹤铭》、永州摩崖《中兴颂》、李斯峄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诏等。从此可看出，苏黄两人皆从书法的本体出发，通过对某种具体书写手段的探讨，来达到某种书写效果。最后，黄氏称临摹仅可得形，唯有用心不杂，才可入神。那么书家该如何“用心”呢？黄山谷未给出解释，而俞樾却引用苏轼“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的观点，即书家需抛开作书技巧，直接从心法入手，重视书者内心，关注书者修为，弱化书法技巧，突出心性对书法的直接影响，终以此来寻求书写大、小字的状态。如其述：“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这便是俞樾注重书者内向修为的重要书学理念。在他看来，不仅是书法，许多事物都是作者内心的外化。故世人要养胸中之气，并以气为用，养心寡欲，修心养性，提升人格，这才是为人作艺的根本之法。

注释

1.（清）俞樾著；沈松泉标点，《俞曲园尺牍新式标点》，新文化书社，一九三四年，第八页。

2.（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十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千六百四十二页。

3.延雨，古文字学家的书写趣味——俞樾小字的隶书与文字游戏，二〇二三年，第六十一页。

4.马其伟，具美之风：俞樾手札及其相关问题考论，南京艺术学院，二〇一七年，第四十六页。

5.（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十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五十三页。

6.（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十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千六百四十一页。

7.（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十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千六百四十页。

8.崔尔平点校，《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千六百三十三页。

9.（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百四十五页。

10.（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俞樾全集第二十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千六百四十六页。

11.（宋）黄庭坚（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在《论书》一文中对书写大字、小字的方法记述如下：“东坡先生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如《东方朔画像赞》《乐毅论》《兰亭禊事诗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结密而无间，如焦山崩崖《瘗鹤铭》、永州磨崖《中兴颂》、李斯峄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诏。近世兼二美，如杨少师之正书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虽难为俗学者言，要归毕竟如此。如人眩时，五色无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皂白，亦自粲然。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百五十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