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好书，懂得不少

□杭生

初夏的几天里，读了《中国的地方志》（重版本）一书，书较薄，仅8万字，160页，算是本小册书。作者周迅，1935年生，时任北京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主任。专业人写专业书，结构严谨、史料丰富，叙述清晰、深入浅出。文字不多，但干货满满。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借用这说法，我以为读一本好书，既增长知识，又释疑解惑，开卷有益，心情也特别舒畅。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一个地方各个方面情况的记载，它是“地方的百科全书”。方志多为大部头的工具书，也是“小众书”。如《松江县志》就是我案头的必备书，常要翻阅查询，陪伴了我几十年。可我并不知方志体这种体裁的来龙去脉，纯属门外汉，因好奇，便购得此书。此番阅读，受益匪浅，了解了方志的起源、演变、发展及地位和“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周礼”的记载为我国地方志的萌芽；两宋图经的发展，显示出地方志的基本定型；清代方志学的产生，标志地方志进入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

读此书后才知方志有四大特点：方志在隋唐时称“图经”，南宋后多称“志”，也或称为“乘”“略”“典”“书”“录”等，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此为地区性；而“包罗万象”类目多又为其特色，具有综合性；它的资料翔实，但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为什么”，是为资料性；连续性是指过二三十年就要重新修志一次。方志从隋唐时算起，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地方志的内容也从一开始记载山川河湖、形胜建置、地图、艺文诗歌、户籍风俗、经济贡赋等发展成包罗万象的“一方的古今总览”。

我国的地方志成型于南宋，基本上都分布在江南。有6部地方志很有盛名，它们是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浙江杭州）、《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上海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以前只知道编纂于南宋绍熙四年的松江《云间志》是上海地区成书最早、记录最全的方志，读了周老先生的书后才知，《云间志》还是当时的名志书呢。

清朝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很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亲自过问。如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主修《广西通志》时循私，一怒之下，将这部《广西通志》焚书毁版，同时命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一年内不能完成，可以宽限到二至三年。如果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虑总督巡抚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

乾隆皇帝同样也亲自审读志稿。乾隆二十九年上谕曾明确要求，为了加快《大清一统志》的进度，志稿要“随缮随进，候朕审定”。有一次，一统志馆的官员进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传记，他读后发现其中没有曾任刑部尚书的张照的传，就指示说：“这个人虽然有过失，但是很有才学，书法精工，为海内所推重，不给立传‘实属非是’。如果各省有类似情况，也都要查明补上。”在皇帝的督责下，《一统志》的篆修官无不兢兢业业，严谨踏实地工作。编好的稿子由专人一校，副总裁二校，总裁三校，抄成清样以后如发现问题还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统志》是历代总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

编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优秀的方志编纂者同样不容易。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编纂史学的人提出了“三长”的要求。“三长”指才、学、识，“才”是收集、鉴别、运用史料的能力；“学”是渊博的知识；“识”是卓越的见识，要能够不屈从于权势，不受利禄的引诱，不为偏见所左右，公正无私地把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明代人范嵩曾说过：“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清初的李绂也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还要有修志之“志”，没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同样会一事无成。当然，才、学、识、志兼备，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当地的方志。南宋思想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时，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开口问道：“方志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各种情况，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

在现代，1929年，红军攻下江西兴国县城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他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方志。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方志也是旅游的向导书。《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他最后一次“西南万里行”时，在湘江遭遇强盗抢劫，随身携带的《大明一统志》及《衡州统志》等志书被强盗连船焚烧了，不得不在旅途中再去购买这些志书。

在十多年前，我曾在富阳荣宝斋的展书厅里看到过线装《临安志》重印本，数量多，样式也各异。那时还不懂，故挺纳闷，要重印那么多样式的志书干嘛？读了周老先生的书后才知，《临安志》曾在南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故有三个版本，并各有特色。还有，读书后才知，编纂于南宋绍定三年的浙江海盐澉浦镇的《澉水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镇志。不由想起前段时间海盐的文旅部门在对外宣传推介时，将线装《澉水志》的重印本借来展示。又有多年前，在昆明举办的旅交会上，上海徐汇区旅游局也将编纂于康熙十二年的线装《龙华志》重印本出样展示。再如20年前，我去乌镇，住在“子夜酒店”，在大堂书橱里除了茅盾的《子夜》外，还陈列着数十本《乌镇志》，我便随手取出一本来翻阅，店经理见状，便送了我一本。故地方志也是对外宣传的文字“形象片”。

读了周老先生的《中国的地方志》，让我懂得了不少。